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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生堂pk107中文,民进在筹备新政协的日子里

2019年09月19日09:27    来源:人民政协报

原标题:资生堂pk107中文,民进在筹备新政协的日子里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即“五一口号”),共23条。资生堂pk107中文其中第五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一发表,民进就立即表示坚决支持和热烈拥护。

“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1948年5月5日,马叙伦、王绍鏊和民革、民盟、致公、农工、救国会、民促、民联等团体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无党派代表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名致电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称赞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和共产党一起“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同时,民进在香港还单独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指出:本会对于中共的“五一口号”,以十分的兴奋心,同意其号召,并望中国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起而响应,一致奋斗!

资生堂pk107中文《宣言》对拟议中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表示了看法,指出:“行将召开的新政协,是完全由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临时代表商讨国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封建主义反动派,官僚资本主义垄断者,不会再让其幽灵复活,混进革命的阵营,更没有美帝国主义者阴谋魔手鬼祟出没的余地。因此,新政协必须产生各阶级各党派的政纲,以为互相尊重的契约,以为实现独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先决步骤。”“新政协既是人民的、平等的,必须有神圣的约束,必须有诚心诚意给中国老百姓作公仆的服务精神。”

《宣言》最后表示:“本会誓为实现此高尚目的与中国民主党派、民主团体、民主人士共同奋斗,使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早召开,进而有步骤地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资生堂pk107中文这一《宣言》,是民进重要的历史性文件。它首次公开庄严宣布民进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这是民进在中国“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灭,中间没有任何第三种路径可循进的”斗争实践中作出的正确抉择,它标志着民进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一个质的变化。

协商讨论政治协商会议的施政纲要

要实现中共“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首先要统一对本次政治协商会议性质的认识。1948年5月中旬,马叙伦在《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中,将新政协与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作了比较,指出两者有质的不同。资生堂pk107中文他说,重庆政协会议“是民主和反民主、伪民主的妥协。”而“这次的政协,是民主方面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自己互相商量‘国是’,取得一个协议,只是‘和衷共济’的而不是妥协的”,“上次政协是反民主的反动集团的主体,而伪民主派也参加了的,这次是民主阵线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当然的领导者”。资生堂pk107中文对参加新政协民主党派的标准,马叙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无疑的是一贯主张民主,而且有工作表现,有群众的拥护,可以代表全国性的政治团体。”这些意见,得到了在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一致认同。

1948年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议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这一文件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民进对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政治主张。资生堂pk107中文文件首先指出,民进认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是:1.加强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之团结与其力量;2.筹备各革命阶级民主联合政权之施政纲领;3.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民主联合政府(临时性的)。

根据第一项要求,民进提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应该采取一致行动,订立反对中途妥协以及在各自的斗争中尽可能灵活运用民主政略,配合军事,以期迅速完成人民革命之任务的行动公约。根据第二项任务的要求,民进提出了对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资生堂pk107中文这项纲领分总则、人民权力、政治、军事、财政及经济、外交、教育、交通、社会等九部分。

《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是民进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它与后来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要彻底一致合作到最后的成功

为了更好地开展新政协的各项筹建工作,争取及早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帮助安排下,在国统区和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于1948年8月起陆续进入解放区。周建人于8月由上海进入华北解放区;王绍鏊于10月由香港抵达东北解放区;12月,马叙伦和同年秋由上海撤至香港的许广平等一起也转抵东北解放区。随着民进领导人进入解放区,民进开始了在解放区的活动阶段。

平津战役打响后,国民党反动统治面临绝境。美蒋集团一面组织残余军事力量,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垂死挣扎;一面玩弄新的和平阴谋,争取喘息时间,以便卷土重来。在此情况下,有一些冒充人民朋友的“自由主义人士”,出来“奉劝”共产党对敌人“怜惜”“仁慈”,接受美蒋集团的“和平”。有人甚至主张以长江为界,搞所谓“南北朝”。蒋介石也发出“求和”声明。对此,中共中央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伪法统、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八项和平谈判条件。

马叙伦深知除恶务尽方能奠无疆之大业的道理。1949年1月22日,他与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等55人,联名发表了题为《我们对时局的意见》的声明,表示:毛泽东先生发表的对时局的宣言,“提出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和平的八项条件,这正是对于蒋介石所提出的无耻要求的无情反击,我们是彻底支持的”。同日,民进在香港发表了《为争取永久和平宣言》,揭露蒋介石的“求和”是“企图阻止革命力量的向前发展,挽救他将被灭亡的命运”。《宣言》提出,为了实现国内永久和平,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解放革命的目标下……彻底一致合作到最后的成功”。

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8年10月初,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已在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的周建人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商讨,提出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报送中共中央。文件内容包括:1.新政协召集问题;2.新政协人选问题;3.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4.新政协准备讨论的事项等。经毛主席修改后,中共中央将该文件草案电发中共东北局高岗、李富春,请他们约集已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等7人就其中诸项问题正式征求意见。10月21日,王绍鏊代表民进出席了由高岗、李富春召集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第一次座谈会。与会同志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主张,并希望将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尽快组成。23日,王绍鏊出席第二次座谈会,就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组成进行协商讨论。讨论中王绍鏊提出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单位的意见。11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答复,同意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作为新政协的筹备单位。

1948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华南分局,将经过与在哈尔滨各民主党派领导讨论修改过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转发他们,并指示将该文件即抄送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进马叙伦等,“并由潘汉年、连贯分请他们或邀请他们一起聚谈,征询他们的意见”。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协商,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等,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共同协议。至此,筹备新政协筹备会的工作大致完成。根据共同协议,民进作为新政协筹备会的组成单位之一,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各项工作,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立即邀请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1月中旬,在燕大任教的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受在哈尔滨的马叙伦的委请,到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民主党派的会议。

在西柏坡,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并与严景耀、雷洁琼作了彻夜长谈,使他们受到巨大鼓舞和教育。

对于这次会见,雷洁琼在2011年7月21日接受江汉大学特聘研究员马社香访问时回忆说:

那年冬天很冷,一到西柏坡到处感到热气腾腾。我们被引到一个大会议室,毛主席和一大排中共领导人站在门口迎接我们,和各方代表握手,周恩来站在旁边一一介绍。晚上中共中央请大家一起吃饭,像老朋友一样边吃边聊,主要谈当前局势以及建立新中国问题。吃饭时,我主要是听大家谈。毛主席几次用目光鼓励我。饭后,大家言犹未尽,仍聚在一起继续谈话,气氛非常热烈。没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分,只有答疑和讨论之别。我向毛主席提出一个问题:美国和苏联都赞同中国“划江而治”,在国际和国内有不少拥护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怎样看“划江而治”的社会基础?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毛主席的话令在场每个人都受到很深刻的教育。

2月中旬,中共中央特派林伯渠同志到沈阳迎接民主人士入关。行前,周恩来特亲笔给马叙伦、许广平写了信,委请林带交马叙伦、许广平(注:信中称为彝老、景宋两先生)。信的全文如下:

彝老、景宋两先生:

得电逾月,尚未作复,不能以忙碌求恕,唯向往之心,则无时或已。兹乘林伯渠同志出关迎迓之便,特致歉忱,并祝康健!

周恩来2月14日

这份信函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进两位领导人的深切关怀和重视。

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民进经过民主协商,一致推举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为正式代表,严景耀为候补代表,出席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另外,赵朴初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郑振铎作为全国文联代表,葛志成作为全国教育工作者候补代表,冯少山作为全国工商界候补代表也参加了大会。马叙伦还被推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

会议期间,王绍鏊、赵朴初担任大会《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许广平为《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周建人为《政府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雷洁琼为《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马叙伦、郑振铎为《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委员,马叙伦并为该委员会召集人。民进代表积极投入到各项筹备工作。《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的前身即“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的第六小组,马叙伦为组长。该小组曾于7月10日以新政协筹备会的名义发出了由周恩来签发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截至8月24日收到各种应征稿件2000多件,其中国歌歌词350余件。

关于国歌,马叙伦和沈雁冰(第六小组副组长)曾向筹备会报告,提出:“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怀仁堂隆重开幕。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因而国歌未定是被关注的一个大问题。9月22日,政协全体会议决定设立六个分组委员会,原第六小组改为“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原第六小组改为审查委员会,但名称中没有“国歌”字样,说明国歌问题当时难以审查制定。

《毛泽东传(1949—1976)》引述了一段新史料:1949年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参加者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在这次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他说:“我们的政府就要成立,而国歌根据目前情况一下子是制作不出来的,是否我们可暂时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也有的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了。”毛泽东也同意歌词不改。与会者一致赞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之前,以《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

提议每年的10月1日为国庆日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30万人集会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民进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和两侧的观礼台,出席了为世界所瞩目的盛大典礼。毛泽东主席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

10月9日下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许广平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议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林伯渠委员也发言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一致决议,通过《请政府明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十月十日的旧国庆日》的建议。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九日的第一次会议中,通过《请政府明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十月十日的旧国庆日》的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施行。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这个建议是符合历史实际和代表人民意志,决定加以采纳。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兹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从此,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被称为“开国大典”,并以这一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日子。从1950年起,每年的10月1日便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盛大节日。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进的工作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作者:毛梦溪系民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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